明军的战斗力随时可以由弱变强,也可由强转弱,而转化的关键,或许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吧。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一点资讯·明清史研究·逆北,原题:《大明朝的军队真的不堪一击吗?》
从大明开国到土木堡之变
要了解明朝明政府军的战斗力,就得先大致知道明军的构成以及其演变过程。明政府军一开始实行卫所制。官兵战时出征,平时则屯田搞生产,朱元璋为此还得意地声称“朕养兵百万而不需耗费民间一颗粮食”。
朱的这种说法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初期军事结构的特点,但无疑是存在极大理想化色彩的。就在朱元璋当政时期,不少内地的卫所官兵便因粮饷被克扣与长官的压榨而出现了逃亡现象。同时,这种现象也并不因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而有所减缓,而是愈演愈烈。在明英宗登基后不久,当时的京城守备部队中便已混杂了不少滥竽充数的地痞无赖和军政官员的亲属,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在后来的土木堡之战中,明军在瓦剌骑兵的冲击下,无论是在组织撤退还是就地防御上都显得极为迟滞与破绽百出,而这也成为了明英宗被俘的一大重要原因。
在这场战斗中,瓦剌虽一度击溃了明军的出塞主力,可也仅限于击溃。在战斗中,瓦剌军因忙于抢夺财物而减慢了对明军的追击,使得明军一部分人马仍得以安全撤回京师。所以瓦剌军在战术方面也不是没有弱点的,而这种弱点,也在后来制约了其优势的进一步发挥。
更为重要的是,土木堡之变中遭遇重创的明军大部分为京师的卫戍部队,而在京师之外,明帝国还拥有大量的生力军可以及时调动。于是,在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中,不仅有不少明军的神机营将士用手中的火器齐射,给进犯的瓦剌军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有部分明军在城外的野战中多次击败大股的瓦剌骑兵。因此,单从军事方面来看,一些文章中所认为的“土木堡之变为明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的。
明中期的危机与挑战
不过,京师地区在于谦等的努力下虽得到了保全,且此战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军事奇才。可是随着瓦剌的衰落与蒙古其他部族的崛起,明帝国的边防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明人笔记所载,蒙古人在嘉靖年间进行劫掠时极为嚣张,京师周边地区火光连成了片,甚至连京城内都可听到蒙古人劫掠的声音。而明廷虽在京师附近屯驻了十多万“精锐之师”,可是在实际应对敌人的挑衅时,却畏首畏尾,停滞不前,直至其烧杀劫掠一空后扬长而去。虽然此时期双方并未有大规模的交战,可是从明军在应对突发状况的组织与调度方面来看,显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在南方地区,明军的表现同样显得差强人意。此一时期,不少日本武士浪人在国内的争雄中遭遇失败后,苦于生计所迫而把目光抛向了东亚大陆。
恰在这时候,中国沿海恰又存在着大量的无业游民组成的形形色色的海盗集团。于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双方一拍即合,随即再一次掀起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劫掠与破坏的狂潮。在他们肆意行凶的过程中,明地方军因久居内地、疏于训练、员额不齐等原因而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甚至在后来还发生了几十名日本浪人由沿海登岸且一路杀奔到南京城下才被歼灭的事件。明帝国在南方地区驻屯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了。
不过,也正是为了应对这批不速之客的威胁,才有了后来戚继光等年轻将领解散旧军队重新进行征兵并加以训练的事情。戚继光等在编练军队中,注重官兵的素质(加强纪律整肃)而尽量避免数量的堆积;戚等除亲自将自己的作战经验编成教材加以教导外,还根据江南地区破碎而多水道的地形特点,设计了多兵种协同作战(即“鸳鸯阵”)的新阵法。戚等的努力也在不久后的对敌作战中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沿海的倭患也因此而得以平息。
在戚的军旅生涯中,戚不仅将自己的治军方法编撰成书,还在张居正等支持下推广到了北方的边军当中,明军战斗力也因此又攀升至一个高峰,并后来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与对宁夏和播州叛乱的剿抚中作用颇大。因此明军战斗力也可算是经历了一个由“波峰到波谷、并又回升至波峰”的过程。